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区域年综合利用工业固废量要达8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1.5亿吨，产业总产值突破9000亿元，形成30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50个产业创新中心，培育100家创新型骨干企业。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管理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董战峰认为，该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升级。

解决什么问题?

据了解，自2015年工信部启动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与生态协同发展取得积极成效。3年累计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约22亿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3.3亿吨。

“前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取得不错的成绩，但预期与现实之间还存在较大的落差，比如区域间协同水平有待提高，区域间发展差异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在董战峰看来，《提升计划》可以说是《行动计划》的延续，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凝练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在区域层面推广。同时，进一步提升区域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机制、水平、能力、平台等，以及产业集聚度、发展效率等。

“《提升计划》是在更高的格局和更宽的视野来看待区域不协调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提升区域资源利用效率。”E20环境平台高级合伙人王立章也认为，该政策力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解决工业固废的循环利用和资源化，弥补无废城市建设、一城一策等无法解决的问题;试图突破以城市为单元的管理机制，探索更大区域的协同机制解决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问题;探讨以打造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为抓手，构建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成熟时可向其他区域复制。

协同处置难点在哪里?

由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煤电、化工等产业发展迅速，由此产生的工业固废种类多、存量大。据统计，2017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山东、河南七省市(区)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约为13.7亿吨，占全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的41%;废钢铁、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等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约1.5亿吨，占全国的41%左右。

王立章认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偏重，工业固废产生量大，而处置能力不足。

董战峰也表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化工业集聚区，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处置能力有限。

同时，低效、低值的处置方式亟待扭转。现有处置方式多属于大宗低端应用，利润较薄。出于成本、技术等因素，产废企业处理手段单一，仅靠自身实力往往难以高效处置。以粉煤灰为例，这是燃煤电厂产出的主要固废之一。传统填埋方式占用土地，而制备建筑材料、改良土壤等回用渠道，利用率不高、附加值偏低。

此外，王立章还认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不平衡、协同不充分、产业过于分散。“这一区域条框分割、割据相对较为严重，区域协同颇为困难，成为制约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因素。”

董战峰也表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体制机制创新亟待突破，产业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如何实现高值化利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产生量大，但与之匹配的处置能力却不足。因此，业内人士认为，固废物的处置亟须由低效处置走向高值化利用。

为实现高值化利用，《提升计划》提出以集聚化、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为导向，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加快建设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促进优势资源要素集聚，并推动生产系统协同处理，提高固废对工业生产原(燃)料的补充和替代作用。

董战峰表示，应该发挥好现有的产业基地、创新平台等基础设施的作用，从区域协同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优化和提升，实现固体废物协同处置、上下游协同利用、区域内及区域之间协同消纳、处置设施间的协同共生等。

董战峰认为，应制定出台一些利好的激励引导推动政策，特别是市场经济政策，比如财政、税收、价格等政策以及补偿、交易等机制，调动地方和行业企业积极性。

王立章说，要在管理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比如建立区域性的管理机构和组织架构，包括区域协同发展的制度建设、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同时，进一步打破城市和地区边界，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新机制，整合小散乱，加强产业集中度。如，区域废纸利用产业群、再生金属高值化骨干企业、退役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和基地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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